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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卫荣（张子凌绘）
自元末明初形成的这种对“演揲儿法”和藏传密教的根深蒂固误解，长期以来影响了近代中西学者对元代宫廷藏传佛教历史的研究。我们上一次讲过，清末民初时期，大量的宫廷内阁大库档案竟要被拿去当作废纸回炉，这时中国近代的伟大学者罗振玉（1866-1940）先生倾家荡产将它们买下，为国家抢救和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历史资料。而非常令人惊讶的是，罗振玉也曾对元末宫廷流行的“演揲儿法”表现出了特别的关心，他竟然亲自在这八千麻袋的明清藏档案和文书资料中，单单挑选出了他认为是元代写本的《演揲儿法残卷三种》，确定这些残破不全的文献就是有关元代宫廷所传“演揲儿法”的原始文献，并对它们做了重新抄写和初步的整理工作，为我们后人保留下了这份极其珍贵的资料。
罗振玉致伯希和信札
值得一提的是，罗振玉还把他的这个发现专门写信给当时西方世界头号汉学家伯希和先生，对他所发现的这些与“演揲儿法”相关的文献做了如下相当详细的说明和讨论：
现检查月余，于其中得蒙古文书四册，其二册为西辽史，知德宗以前尚有宣宗纪年天复，其纪事可补《辽史》者甚少。又有《大元例》二册，亦蒙文。此均数百年人间不传之秘籍，其可宝[实]与西陲简轴相等，惜弟不通蒙文，当醵金影照，并将翻译以流传之。又有元写本演揲儿法三种（此见《顺帝纪》，即西天之房中术也），皆不全。此虽外道，然于此知演揲儿法之源流，盖由西天传西番与河西。往在东海，见西夏文数纸（亦西陲所出），小儿译其义，谓是房中术，知亦为演揲儿法矣。此事为阁下所愿闻，故以为奉告。
从这封信中我们可以看出，罗振玉此处明确将“演揲儿法”看作是印度传来的房中术，是佛教之外的外道。还说，他儿子此前也曾对早年间在日本见到的西夏文残本做了同样的解读，都认定演揲儿法就是房中术。他认为这是伯希和也愿意听闻的事情，故特意致信奉告，很遗憾我们没有见到伯希和先生对罗振宇这封信的回应，将“演揲儿法”视为印度外道所传的房中术或是当时中外学界的一种共识，就是伯希和或许也未能质疑和超越这种流传已久的陈词滥调。十多年前，当我们已经无穷接近于揭开“演揲儿法”的真相时，居然有人公然对我们的研究很不以为然，甚至极尽冷嘲热讽之能事，说“演揲儿法”这个事情近百年前罗振玉就已经解决了的，哪还用得着我们今天还拿出来说来说去呢？不曾料想到的是，这样无厘头的批评，却在学术上帮了我们一个大忙，正是通过对罗振玉从八千麻袋档案中抢救出来的《演揲儿法残卷三种》的研究，才使我们对所谓“演揲儿法”的真实意义有了更加全面和清楚的理解。罗振玉虽然抢救了这些珍贵的文献，但他本人在那个时代根本就没有能力对这些文本进行宗教的、历史的和学术的解读，他的发现事实上是被错误地用来证明此前汉族士人文化中流传已久的对藏传佛教的这种不实的指控和批判了。
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后来在国家图书馆馆藏善本书中找到了好几种当年被罗振玉认为是元代抄本的“演揲儿法”残卷中的文本，这说明当年他发现的“元写本演揲儿法三种”今天应当都还保存在国家图书馆中，只是它们没有按罗振玉当年的编集收藏于同一卷宗的文献中。后来，我们还在辽宁省图书馆，找到了一个罗振玉集《演揲儿法残卷三种》的质量非常糟糕的抄本，可见其全貌。通过对我们所能见到的这些文本的研究，我们发现这些从清内阁大库中流传出来的“演揲儿法”残卷，其实大部分不是元代出现的文本，而是西夏时代的文本，它们都是研究藏传密教于西夏和元朝之传播历史的极其珍贵的文献。在这些文献中，我们可以确定其中有汉译《喜金刚本续》的残卷，有庄浪法幢师（CogroChoskyirgyalmtshan）造《胜乐本续显释记》残本，有一部萨迦上师所传《道果机轮修法》残本，以及一部题为《上乐轮方便智慧双运道及道果传》的仪轨文本集成，总摄萨迦上师所传各种道果修法仪轨。显然，罗振宇将他从内阁大库档案中精心挑捡出来的这些珍本文献命名为《演揲儿法残卷三种》是很不合适的，它们大部分不是元代的作品，而是西夏时代所传的藏传密教本续和仪轨文本，其内容直接与“演揲儿法”相关者，大概只有萨迦道果法之“幻轮修法”仪轨——《道果机轮修法》一部，其他文本都不是专修“演揲儿法”的仪轨，而是藏传密教无上瑜珈部修法的经典文本。今天我们对藏传密教的了解与罗振玉先生当年已经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了，所以，当我们对这些珍贵的文献稍作一些历史的和宗教的考察和研究，我们很快就知道“演揲儿法”并不是在元末宫廷中才出现的，而是早在西夏时代就已经流行了，而且“演揲儿法”根本不是什么外道中的房中术，而是萨迦派所传道果法中的一种修法，它和元末宫廷历史叙事中出现的那种“演揲儿法”或者“秘密大喜乐禅定”等被色情化的修法没有直接的关系。
很遗憾，将“演揲儿法”视为外道之房中术的这一套固定的说法，对中西方学术界正确解读“演揲儿法”造成了极大的阻碍。如前所述，我们不知道伯希和先生本人对“演揲儿法”的解读有什么高论，但他的弟子石泰安（RolfStein，1911-1999）先生则显然受到了中国学者对“演揲儿法”的错误认识的影响，以致他也无法对“演揲儿“这个词的来源做出正确的语文学的还原和重构。最早将“演揲儿法”和“秘密大喜乐禅定”这段元朝宫廷秘史传到西方的是一位大名鼎鼎的西方汉学家，名叫高罗佩（RobertvanGulik，1910-1967），他在中国也鼎鼎有名，是一名中国女婿，琴棋书画样样在行，被认为是一位精神上的中国士绅。高罗佩作为一名荷兰政府外交官，曾在亚洲供职了很长时间，对于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有百科全书式的了解。他在西方影响最大、流行最广的著作，是描写狄仁杰的系列侦探小说《大唐狄公案》（JudgeDee），开创了西方侦探小说的先河。而从学术上来说，高罗佩撰写了一系列有关中国物质文化的专著，都是见前人之所未见、发前人之所未发的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作品。高罗佩对中国古代的性学、性史有特别的兴趣，很早就开始收集和研究中国古代的春宫画和房中经典，撰写了西方汉学史上第一部中国古代性学史。
1951年，高罗佩将自己收藏的一批明代宫廷春宫画在日本影印出版，题为《明代秘戏图考》（EroticColourPrintsoftheMingPeriod，withanEssayonChineseSexLifefromtheHantotheCh'ingDynasty，B.C.206-A.D.1644），书中还对自汉至清之中国古代性学史做了大致的勾勒。1961年，高罗佩又以《明代秘戏图考》为研究基础，又大大地扩充了原书的内容，出版了《中国古代房内考》（SexualLifeinAncientChina:APreliminarySurveyofChineseSexandSocietyfromca.1500B.C.Till1644A.D.）一书。在《明代秘戏图考》中，高罗佩翻译和介绍了见于明人田艺蘅笔记《留青日札》中关于“演揲儿法”的记载，而在《中国古代房内考》中则整段地翻译了《元史·哈麻传》，将汉文文献中有关“演揲儿法”和“秘密大喜乐禅定”的记载传播给了西方读者，甚至还将它作为元朝中国房内历史的主要内容。从此，蒙元王朝的这段宫廷秘史也在西方广为人知。如前所述，高罗佩在中外学界和大众知识界都是极为知名的汉学大家，他的这些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作品有极其巨大的世界性影响，他对中国古代房内的研究，也是西方世界了解和理解中国古代性生活史的重要经典。然而不得不说的是，其实高罗佩并不是一个十分专业的汉学家，他更是一个充满想象力的和激情的天才的票友式的汉学家，他对汉文文献资料的熟练掌握和引用之广泛和深入，非常令人敬佩，但他对这些文献的翻译和解释往往很不专业和精确，其中有很多明显的错误和误解。譬如，他在《中国古代房内考》中对与“演揲儿法”和“秘密大喜乐禅定”相关段落的翻译与解读，存在着很多明显的错误。
其中，最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他居然将其中出现的一位蒙古王子的名字“巴（八）郎”，按照其字面的意义理解为八个男人，并将此与前文提及的“又选采女为十六天魔舞”联系起来解读，认为“八郎”，即八个男人，是与“十六天魔舞”中的十六位密教明妃配对的，一个男性配对两个明妃作为伴侣。于是，“十六天魔舞”这一源自藏传佛教的一种乐舞，事实上是对胜乐金刚坛城的一种意生供养，亦即于观想中呈现的乐舞表演，竟然也被高罗佩解读为一男二女配对的淫戏，这实在是匪夷所思。显然，高罗佩对藏传佛教的理解并不比罗振玉高明，相反他对这段宫廷秘史添加了更多的曲解。
早在高罗佩出版《明代秘戏图考》后不久，就有两位欧洲的学院派权威学者尝试要解开“演揲儿”这一谜团。伯希和的弟子石泰安是当时欧洲最有名的藏学家、汉学家和蒙古学家，他把“演揲儿”解释为一个汉语、胡语混杂的动宾结构词汇：“演”是汉语动词，意为“做（exécuter，pratiquer）”，即“表演”“修习”；而“揲儿”音译自蒙古语“ǰirγal”，意为“喜乐”。所以，“演揲儿”就是表演或修习喜乐的意思。显然，这一解释在语音和含义两方面都存在明显的不足。傅海博（HerbertFranke，1914-2011）先生是战后德国汉学的领军人物，也可以说是德国最后一位杰出的汉学家，同时他对蒙古学和西藏学也有很深的涉及，他则将“演揲儿”还原为一个纯粹的蒙古语词汇，认为它是蒙古语“äldär”或“ändär”的对音，意义皆为“喜乐”。但他没有给出任何蒙古文文献的依据，这种解释同样难以令人信服。实际上，如何运用历史语言学的方法解读“演揲儿”这一术语，是学界长期以来悬而未决的一个问题。汉语文献中的“演揲儿”无疑是音译自其他语言，但我们很难判断它是源于蒙语、藏语、梵语，还是其他别的什么语言。
石泰安（RolfAlfredStein）
直到2007年，马来西亚的天才华裔学者、哈佛大学藏学博士卓鸿泽先生发表了一篇名为《“演揲儿”为回鹘语考辨——兼论番教、回教与元、明大内秘术》的文章，才找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的突破口，将这个问题的解决推进了一大步。卓鸿泽首先正确地将汉文文献中提到的“演揲儿法”和“秘密大喜乐禅定”做了明确的区分，认为它们说的不是同一种修法，所以，石泰安和傅海博都从“喜乐”这层意思来寻找“演揲儿”的语源显然是受了误导，走错了方向。进而，卓鸿泽提出“演揲儿”这三个字当是古回鹘文[畏兀儿文]“yantïr”一词的汉文音译，而“yantïr”是梵文“yantra”的古回鹘文写法，所以，所谓“演揲儿法”其实就是印藏佛教中的YantraYoga，即所谓“幻轮瑜伽”。不得不说，将“演揲儿”同定为回鹘文“yantïr”，即将“演揲儿法”认定为“幻轮瑜伽”是卓鸿泽先生的一个具有革命性意义的天才发明。但是，他在文中所给出的一个最重要的文献证据，即是匈牙利天才的中亚语文学家卡拉（GyörgyKara，1935-2022）先生对黑水城出土的一页残破的回鹘文手稿跋文的解读。这段跋文译言：“我们，怯列失思[和]辇真成功地翻译了被称为‘无尽真实智慧的道果法’的演揲儿[幻轮]”。这段文字不但出现了“yantïr”这个词汇，而且还把它与萨迦上师所传的“道果法”联系在了一起。所以，如果古回鹘文中出现的这个yantïr”，就是汉语文中的“演揲儿”的话，那么，“演揲儿”法无疑指的就是萨思迦派所传的道果法（lam'bras）中的一种特殊修法，即是被称为“幻轮（'khrul'khor，'phrul'khor）”的瑜伽修法。
卓鸿泽先生的这篇鸿文是在我主编的《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创刊号上发表的，迄今我常常把它作为一篇当代藏学界和佛教学界极少见的优秀学术论文推荐给我的学生和朋友们阅读。但是，由于他提出的这个观点太令人震撼了，一个让人困惑了近七百年之久的问题，竟然就被他不经意间就轻松地解决了，这让我当时竟也有点不敢置信，并直接向他表示出了我的这种疑虑。不料，平日为人十分谦逊，但对自己的学术研究非常自信的卓鸿泽却对我当时的学生们说，“你们沈老师以后一定会明白我是对的，而且也一定会写文章来帮我做注解的。”几年之后，我果然和安海燕老师合作写了一篇五六万字的长文章，提供了我们后来找到的更多的材料，进一步证明他的这个说法是正确的。这篇文章题为《清〈宫廷瑜伽〉、西夏“道果机轮”、及元代“演揲儿法“考证》，发表在《文史》2017年第一辑上。在此之后，我们也一直没有停止对“演揲儿法”的研究，尝试在藏文佛教文献中找到更多相关的资料，并更多地从宗教修法这个层面来对它的修行实践做进一步的解释，以真正弄清这段被掩盖和歪曲了近七百年的历史真相。
卓鸿泽
最近，我们又在德国学者维尔金思新出版的一部回鹘文字典（JensWilkens，HandwörterbuchdesAltuigurischen，Göttingen:AkademiederWissenschaftenzuGöttingen，2021，p.861）里找到了回鹘文“yantïr”一词可与汉文“演揲儿“同定的语言学和文字学依据。在这部词典中，“yantïr”条下是这样解释的：
yantaryantär~yaṃtär/yāntäryantraMaschine湖北美时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Maschinerie